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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60日的规定，起草者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防止拖拉、官僚主义，但笔者认为这一期限似乎过于宽松，因为该条规定的只是专门委员会对是否需要解释提出意见的期限，而不是常委会作出解释的期限。

然而，这种权力分立的图景只是一种理想类型，早在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里就提出了单纯的多数人之治、少数人之治和一人之治都不是最优良的政体，他认为城邦优良政体设计的关键是行使权力的人始终出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不是某种机制设计的纯粹性。不同的机构根据自身的权力逻辑和制度能力，又可以分化出不同的功能，有些更侧重监督宪法实施，有些更注意形成新的宪法制度，从而最终不同的功能设计出不同的程序。

相反，传统这种特定机关决定特定程序设计的思路背后其实就是一种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古典图景[7]，按照美国学者卡尔.弗里德里希对于它的现代诠释，分权制衡理论有两个基本预设：职能分立与人员分立[8]，它认为某一个国家机关只能享有某一个职能，机关之间在职能上不能交叉，而且要彼此通过职能予以制衡。在这种决定程序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以对普通提案的审议或报告形式来通过宪法解释的，这导致宪法解释没有了严格性、独立性，实际上混同于了法律解释程序。对于公民的审查建议，则应该限定在与公民个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有直接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产生了实际影响的情况下，才能提出，以免宪法解释建议的泛化。同时，重大事项决定的程序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定期讨论或不定期讨论，主动进行讨论还是被动进行，只讨论不决定还是既讨论也决定，在宪法法律上都没有明确规定[17]，从而几乎可以不设门槛而启动，同时1/2多数通过实际上也是混淆了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降低了宪法解释的权威性。[20]实际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宪法解释机制与中国宪法文本暗含的逻辑一样，在某一个主导机构内部允许多重解释程序，并构成一种机构与权力的制衡，最终实现宪法解释的多重目标。

5.明确宪法解释与宪法修改的必要界限理论上还需要讨论的是宪法解释的界限问题。而专门委员会与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提案则必然以维护宪法法律秩序自身的统一性与宪法的最高性为诉求，并能起到某种旋转门效应，为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游说宪法解释留下了灵活空间[13]，它体现的是立法权与宪法解释权的混合。文章原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进入专题： 混合宪制 解释目标 解释功能 解释机关 。

2. 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做出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实际上对于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进行了解释：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从而，通过宪法解释来实施宪法也具有了超越法治自身的公转效应，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制度引擎[1]。1. 完善宪法解释议决机构现行《宪法》、《立法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都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包括启动程序和议决程序两个基本部分。例如早在1993年中共《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今后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并明确指出必要时可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宪法解释，又如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于现行宪法第3条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就进行了宪法解释：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

王振民也详细分析了六届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对于国家安全属于宪法上公安机关职权决定等几个宪法解释决定，但也都指出在程序和形式上这样的宪法解释比较粗糙，王振民：《中国违宪审查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及以下。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宪法解释机制实际上是由启动机关和判断机关混合构成，并引发不同的程序和解释动力： 两高作为具体适用法律的最高司法机关与解释机关，它们拥有的宪法解释提案权必然会导致个案争议中的解释诉求进入、上升到宪法解释的层面，也就是说司法权与宪法解释权是混合在一起的，宪法解释要满足通过解释宪法适用下位法以定纷止争的功能。

宪法委员会的工作程序采取民主议决制，三分之二多数决做出最终宪法解释决议，在这个过程中要撰写解释意见书和理由书，并可保留个人不同意见，同时为了符合《宪法》对宪法解释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宪法委员会的议决最终应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布。而通过解释发展宪法，导致宪法变迁则是需要小心翼翼的，这不仅是维护宪法稳定与权威的必须，也是保持与宪法修改必要界限的必须。三、理想的混合解释程序机制之建构（一）混合的逻辑：一种宪法上的结构-功能主义前面分析了中国宪法解释实践对规范的逻辑的背离，因此我们完善中国的宪法解释机制程序，就绝非另起炉灶，而是要回归到宪法法律规定的本意，通过细化规则充分释放出这种混合宪制的活力与功效。然而，我们要看到，《宪法》及其相关法律对于我国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其实已经有了基本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例如《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宪法解释的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也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工作程序。

一、中国宪法文本确立的混合宪制模式（一）何谓程序机制的混合宪制理论我们首先要解析一下何谓程序和机制。（二）宪法解释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来体现及其弊端虽然目前尚没有按照正式的宪法解释文号制发相应文件，但全国人大常委会绝非在宪法解释上毫无作为，事实上它以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权力进行了许多宪法解释，例如：1.1983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做出了《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该决定解释了宪法第37条公安机关的外延，确立了以职权明确机关概念的宪法学教义。这种混合宪制理论是对任何一种简单的宪法解释程序机构还原论的批评，它要求我们必须摒弃权力的机关与程序必须是一种单一、纯粹建构的理想类型思维，最大程度激活既有制度蕴含的宪法解释潜能，最终提高宪法实施的效率与权威。这里的第一要素就是，必须要组建一个行使权力的机关及其权力体系，也就是机制。

宪法的具体化可以通过立法裁量、行政规制和司法裁判各个部分予以体现。而此种机构的工作程序则应该以超脱具体个案事实的民主审议、多数议决和抽象审查为基本内容。

[28] S. G. Calabresi, Regnery , ORIGINALISM:A quarter-century of Debate, Publising, 2007.[29]《宪法》序言明确：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同时，也没有真正纯而又纯的统治类型，很多现实的统治机制都是复合的、互相镶嵌的[9]。

[30] 国家机构之间的宪法商谈原理参见王旭：《宪法商谈论》，载《人大法律评论》2015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见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第二类是具有职业声望和良好业绩的法官，可以通过遴选的方式从司法机关选入。近代以来的历史更揭示出混合宪制的真实生命力：代议制民主的兴起造成全权的立法者，代议机关将立法与执行权定于一身。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了诸多提案主体，但实践中基本上是由行政机关主导[16]，遮蔽了其他启动机关的地位，且决定议案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过半数即通过。这里需要进一步完善议决机构。

无论是《立法法》对于法律解释的规定，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对于议案审议工作机构的规定，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或专门委员会提出意见后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一般说来，宪法解释既具有防御性目标（违宪审查），也具有形成性目标（澄清宪法、发展宪法），更具体而言，宪法解释的目标可以是：澄清宪法含义，监督宪法实施和促进宪法变迁。

[14]综上，中国的《宪法》与相关宪法性法律，构建了一个权力机关依靠提案议决但又不同于普通法律解释的工作程序，这种提案既可以由外部国家机关行使，也可以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自身行使，既具有个案导向的、防御性的解释特征，也具有抽象的，形成性地解释乃至续造宪法的特征，从而宪法解释程序的完善必然是一种复合逻辑和混合宪制的路径，任何单一的实施路径都会与规范逻辑本身发生矛盾。例如，司法机关主导解释的机制，就只能是司法权的运行，因此在解释对象上只能是个案式（结合具体裁判案件进行解释）的，在解释的启动程序上只能是被动启动（必须有当事人或特定案件中的法官提出），这在根源上来自于我们对司法权属于判断权，具有被动性的理解和认识。

地位低于全国人大，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但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同。另外，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来解读相关规定，解释宪法和解释法律是两项不同的职能，它们应该有各自必须启动的条件，也应该适用不同的程序。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确立了中国防御型的民主法治国宪法教义。同时应该允许司法案件中的当事人对于宪法解释提出申请，也应该允许审理案件的法院逐级提出解释申请。宪法解释案的公布应该制作专门的文号并附有详细理由说明，并明确其与宪法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对于执政党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根据建议内容交给专门委员会或宪法委员会审议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或宪法委员会议决会议。

这个特点要求我们在完善具体解释程序的时候必须区别于法律解释程序，不能完全照搬一般的法律解释程序。监督宪法实施的目标则应该由具有法定宪法监督职能的机关，, , 例如中国的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来主动完成，当然，具体的启动机构和议决机构应该由不具备立法审议职能、专司宪法解释与监督的宪法委员会来进行，否则会发生立法者对自身的监督，有违中立公正。

但对于监督宪法实施的目标之解释，交给专门委员会则有违中立。但对于宪法解释议案来说，交给具有立法职能的专门委员会一律审议恐怕不妥，因为宪法解释负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能，也就是必须监督立法是否符合宪法。

根据混合宪制原理，机关的权力属性与权力运行是可以互相组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属性虽然不是司法权，但以听证、说明理由、听取意见、亲历为特征的司法程序却也可以运用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或宪法委员会的审议、决定程序之中。[21] T. Ginsburg, R. Dixo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1, p. 300[22] T. Ginsburg, R. Dixo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1. P. 177.[23] T. Ginsburg, R. Dixo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1, p.321[24] D. Robertson, The Judge as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 Review,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1, p.143.[25] T. Ginsburg, R. Dixo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1, p.325[26] 八二宪法在起草时，官方就设想过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与解释的宪法委员会，其地位有三种设想：地位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设立。

，并指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急速转型中的新现象更亟需通过对宪法的解释来明确其法律依据与地位。Constitution来自拉丁语con-stituo，其词根stituo意为建立、保持，引申为某种建筑物的条件，使某事物保持健康与有力的条件以及为之组构、建立之行为[5]。一般认为，宪法解释机制有权力机关与立法机关解释、普通司法机关解释和专门机关解释三种[6]。

然而，这种权力分立的图景只是一种理想类型，早在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里就提出了单纯的多数人之治、少数人之治和一人之治都不是最优良的政体，他认为城邦优良政体设计的关键是行使权力的人始终出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不是某种机制设计的纯粹性。不同的机构根据自身的权力逻辑和制度能力，又可以分化出不同的功能，有些更侧重监督宪法实施，有些更注意形成新的宪法制度，从而最终不同的功能设计出不同的程序。

相反，传统这种特定机关决定特定程序设计的思路背后其实就是一种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古典图景[7]，按照美国学者卡尔.弗里德里希对于它的现代诠释，分权制衡理论有两个基本预设：职能分立与人员分立[8]，它认为某一个国家机关只能享有某一个职能，机关之间在职能上不能交叉，而且要彼此通过职能予以制衡。在这种决定程序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以对普通提案的审议或报告形式来通过宪法解释的，这导致宪法解释没有了严格性、独立性，实际上混同于了法律解释程序。

对于公民的审查建议，则应该限定在与公民个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有直接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产生了实际影响的情况下，才能提出，以免宪法解释建议的泛化。同时，重大事项决定的程序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定期讨论或不定期讨论，主动进行讨论还是被动进行，只讨论不决定还是既讨论也决定，在宪法法律上都没有明确规定[17]，从而几乎可以不设门槛而启动，同时1/2多数通过实际上也是混淆了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降低了宪法解释的权威性。